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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华:香港普选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

  A02~A05版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向中外媒体介绍本次大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继“你懂的”后,吕新华今年再“赶时髦”。香港凤凰卫视女记者就反腐问题提问,他用“任性”回答引发现场笑声,也让翻译“纠结”了一番。

  央视记者:去年这时,吕新华发言人用“你懂的”回答了反腐有关问题。去年政协系统有苏荣两名副国级官员落马,您怎么看?

  吕新华:政协不是分子藏身之地,我们拥护对他们的查处。他们的问题虽然大多不是在政协履职时发生,但对政协声誉影响很大。政协系统反腐工作必须得到加强。

  吕新华: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在反腐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套用网络热词,“大家都很任性”,在这点上大家没有分歧,大家支持打老虎的态度都很任性有老虎的话都挖出来。我个人认为,“还有没有更大的老虎”作为一种猜测,我觉得没有多大意义。在过去的一年,党中央坚持进取,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分子,没有不能查处的“铁帽子王”。以上是中央权威部门的表态,我们深信,什么样的老虎都逃不掉的。

  塔斯社: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发生多起境内外恐怖组织暴恐事件,2014年,中国在加大国际反恐合作方面,有何新的突破?

  吕新华:中国有关部门重点打击“东伊运”恐怖组织,重点推动与东亚、中亚、南亚等周边国家的反恐合作。

  大公报:去年香港发生了“占中”事件,现在香港派议员要求重启政改,并扬言否决港府方案,中央对香港立场是否会因此发生变化?

  吕新华:行政长官普选制度要符合香港的基本法和全国会的有关解释和决定的规定,符合香港实际情况,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

  吕新华:日本大部分政界人士从来没有像德国对纳粹帝国犹太人那样深刻反省,线周年了,是深刻反省历史的时候了。

  吕新华:北京有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经验,优势明显,但是交通和大气污染仍需要治理。申办冬奥能够加速大气污染治理的进程,从现在到2022年,还有7年时间,北京原定2030年实现蓝天白云目标,有可能提前实现。我们希望奥林匹克蓝能够留住,值得我们期待。

  在过去的一年,党中央坚持进取,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分子,没有不能查处的“铁帽子王”。

  二战已过去70周年了,是深刻反省历史的时候了。大家支持打老虎的态度都很任性,有老虎的话都挖出来。

  行政长官普选制度要符合香港的基本法和全国会的有关解释和决定的规定,符合香港实际情况,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

  所谓“铁帽子王”,是指世袭罔替的王爵,它源于清代的封爵制度。清皇族袭爵的方式分为两种:因血缘封爵实行降等承袭为通例,即子孙承袭,每代要递降一个等级;另一种是酬功的原等承袭,作为皇帝“酬功”的赏赐,称为“铁帽子王”。铁帽子王和其他亲王相比,享有的特权一是“世袭罔替”,隔代不降爵;二是俸禄优厚,岁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三是赐予世袭罔替王府,又叫铁帽子王府。

  作为清朝封爵最高、地位最为显赫的权贵群体,“铁帽子王”在清朝中后期已成了一个腐朽堕落的既得利益集团,依仗权势把持朝政,安插党羽贪污受贿,因循守旧阻挠改革—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待,他们就是毫无法纪观念可言,维护私利的小圈子。

  《人民日报》在今年1月15日发表题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永远在路上—一论学习贯彻习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讲话》的评论员文章,借用了“铁帽子王”一词:

  没有“铁帽子王”,反绝不封顶设限,我们党以铁腕反腐的行动向世人证明,中国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

  网站在2月3日刊文《一论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条体会:不得罪分子 就要得罪13亿人民》中也提到了“铁帽子王”:

  在贪腐问题上,没有人能当“铁帽子王”。谁违纪国法,不论是什么人,不论担任过什么职务,都决不姑息。只有在零容忍的态度之下,每查处一件案件,对“反腐终点论”“反腐上限论”“反腐拐点论”等,都是一个有力辟谣;对那些还在窥测方向甚至困兽犹斗的分子,更是一记重锤。

  还有什么人敢视党纪国法为儿戏?五次全会闭幕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系列评论,其中第一篇就直言:“没有铁帽子王,反绝不封顶设限。周永康身居局高位,担任军委、官拜上将。他们的落马,确实表明了反绝不封顶设限。”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在被问及反腐问题时,发言人吕新华引用了网络热词“任性”作为回答。幽默犀利的回答背后,彰显了中央对于“打虎拍蝇”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决心,以及严肃查处分子,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氛围的信心。

  周永康、、、苏荣以来,一系列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党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从严治党,善于自我净化,没有不敢打、不能打的“老虎”。村会计挪用资金被查、动物检疫站站长滥用职权受贿获刑等群众身边的案件被查处,同样昭示着中央全面反腐不留死角、“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坚定决心。而打破“退休意味着安全着陆”的潜规则,对军队中的分子重拳出击,更表明反腐“红线”将越织越密。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反从来没有“禁区”。党中央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向来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聚焦“四风”强化执纪监督,增加巡视组数量和巡视频率中央坚持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刻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卓有成效的反腐工作,极大地提振了全党的信心,增强了党的威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反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尚需进一步筑牢。切实减少存量、遏制增量、重构生态仍需继续“任性”而为、猛药去疴、壮士断腕,让“老虎”“苍蝇”无处藏身,刹风肃纪“重典治乱”。

  反是党心民心所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从来没有“休止符”,永远在路上。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关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落实,对于深入推进“四个全面”意义重大。人们期待,2015年的“时间”在形成反腐共识、凝聚反腐合力方面取得新进展。相信在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之下,一定能够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相信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坚定不移惩治定能取得新的进展。

  2014年年末,我省正式成立教育考试院,这对进一步整合我省教育考试资源,实现现有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教育考试资源的共享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作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院长,全国代表李桢此次参加全国,她所关注的仍是教育方面的问题。

  李桢介绍,2014年7月,我省开始着手研究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先期的理论研究是由吉林师范大学的专家团队完成的,并完成了方案起草和初稿工作。2014年9月末,从考试招生的角度与专家团队碰面,进一步沟通,共同来研制高考综合改革方案,12月末,初稿在教育系统内部不同的范围征求意见,也报备教育厅,现在方案还在进一步完善和修改中。

  据了解,目前方案已上报到省政府等待审议,此后还要面向社会征求意见,以再进一步修改,最后才能正式报备教育部。教育部再反馈给我省。“经过省委、省政府最终确定时间表,但我估计2015年我省进入试点存在困难,2016年有很大的可能性。”李桢说。

  考虑到几种教育的衔接,方案把考试分成了普通高考类、体育艺术特长类、高职高专独立考试类、自主招生类。“分类考试由此体现出来,这也符合国家要求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要求。同时也考虑到了科学选材、普通高中学生的多元化发展,考虑到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流和衔接。”李桢说。

  李桢介绍,现在要求全面个性发展,既然是个性,那就是有选择,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可以进行有选择性地学习。这并不是指学生偏科发展,而是在全面发展基础上,突出个性发展。

  在考试评价上,就有个性考试和等级考试。国家课程标准要求的所有课程都设置成合格性考试,学生要想高中毕业,这些科目必须修齐、修完,考试合格了才能高中毕业。我省在这个过程中设置了等级考试,有选择性的等级考试与其他省份不同。这就体现了个性发展,国家考试要求理化生政史地中任意选择三科进行考试,但我们同时又设计了音乐、体育、美术、技术的等级考试,这个等级考试不是所有学生都参加,而是根据自己的个性特长,自愿选择性地参加。通过这种等级考试,来证明学生在某一方面的个性特长,这也更具有公信力。

  一些有特殊需求的高校,对录取具有特长的考生,可以适当降低录取的门槛。这对高校来讲,由于录取的学生在专业方面特长明显了,学校的生源好了,那这个专业办得就有特色,也能够助推高校的学科发展和专业发展。

  在高校录取方式上,国家的录取方式是“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就是高考的考试成绩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一参考”则是参考综合素质评价。而我省的则是“两依据、一前提、一参考”,这个前提就是个性化等级考试,有需求的高校设置一个前提录取条件,对于有特殊特长的学生来说,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学习。这是我省与其他地区的明显区别。

  李桢说,试点可以先在省属高校开展,如果效果好的话,可以扩展到部属高校。对于我省的考生来讲,通过这样的考试设计,可以让考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选择机会。

  李桢还强调,我省高考综合改革方案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在一起统筹考虑。从考试评价的角度,让各界分流选择毕业生,能够明确无论是走普通高考方向还是走职业教育考试这个方向,都可以有比较好的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考试评价制度设计得好,必然会导致好的考试走向和态势,使学生得到合理的分流。作为家长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大家知道,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已经公布,普通高中的发展处在非常关键的转折期,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有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如今学前教育也在立法,而普通高中作为关键的衔接学段教育,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证。

  此外,我还比较关注教育考试立法,2015年,教育部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教育考试立法工作,所以我想在考试组织角度关注这项立法。

  第三,我也非常关注职业教育衔接问题,现在绝大多数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上职业学校就读,这使孩子从普通高中升入大学的困难较大,但这种选择并不适合所有学生,如何做好职业学校的衔接,对于就业市场、特别是现在高素质的蓝领工人的补充还是非常重要的。

  李桢:在整个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法律体系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是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像高等教育法、学历法、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包括学前教育立法已经纳入到议事日程,估计很快就能出台。而普通高中所处地位比较尴尬,也有一种说法,要把普通高中纳入到义务教育中,也就是义务教育延长到12年,这也算是义务教育立法的一个补充。

  还有一种说法,由于普通高中不是义务教育,从法律角度讲,没有要求所有人必须接受教育。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从完备的法律体系来讲,无论是建立新的管理条例还是法律,还是把原有的法律、条例修改,都是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

  特别是现在的高考综合改革,普通高中非常尴尬:虽然改革时间表、路线图已经定出来了,各省市到2017年全部进入,但普通高中的性质定位发展走向、政策保障等方面还没有特别明确,特别是国家拨款还没有标准,再加上现在学校的择校费基本取消,只能通过现有的在校学生收取学费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行。而收费标准基本都是上世纪90年代末制定的,已经过去将近20年了,标准并没有改变,靠收上来的这点费用完全难以维持一个公办学校的正常运行。

  普通高中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但地方财政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更要优先保证义务教育,普通高中就得往后推。义务教育达到均衡之后,普通高中却没有任何关注的话,义务教育毕业的学生到普通高中后,会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所以教育拨款的合理化配置其实显得非常重要。

  假设出台法律有困难,可以出台相关的管理条例,对这些方面进行约束和保障。这样可以使普通高中健康发展。在高考综合改革的大背景下,让普通高中走得更远一些。而在这方面,我省走得已经很靠前了,经过多方努力,在今年省长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立公办高中公用经费财政补助定额制度,省财政厅按45%予以奖补。

  3月的第一天,一批涉及经济领域的政策法规实施,其中包括国人瞩目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该条例的启动意味着,徘徊七年多的不动产登记终于进入实操阶段。

  在即将召开之际,有关不动产登记所引发的话题持续升温。不动产登记对房价有影响吗?下个动作会是什么?昨天,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地产业内人士,通过多视角讲述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出台后的那些事。

  王俊辉很忙,连续两天错过了午餐,但他不抱怨。作为北京城内一家规模较大连锁房产中介公司的经纪人,他知道房子多了,好出手。

  “全国很多城市,都启动不动产登记了,虽然北京还没有启动,但有不少房子多的市民总觉得这事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告诉新文化记者,很多事情,都是为后一件事情做铺垫的,“你是没看到,现在朋友圈里转的呀,说得有模有样的,说以后房子要是征税,卖也不好卖。”

  据他介绍,自己办公的西城区店内,平时每天新增房源也就是五六套,在不动产登记启动当天,登记了12套。

  “一上午就有8套,基本都是不动产登记实施之前,想卖房子犹豫不决,实施之后低价售房的人。”王俊辉说,这些卖家基本都有一个特点,价格可以商量,如果全款可以让步。

  无独有偶,东城区一家中介公司负责人魏大勇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不动产登记让很多人没了底,卖家进店报价弹性很大。

  “过去一平方米要卖6万多的房子,现在让1000元到1500元都行,北京现在没有登记,也暂未发放新版房产证,可已经在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启动,还是让很多人感到不安。”他说,北京比较特殊,房价在全国高出一大截,有人说登记后就是收税,最快年内就立法,弄不好也得有北京。

  在新文化记者对北京市朝阳区、东城区、西城区另外6家房产中介的采访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说法,他们提到,很多出售多余住宅的业主是担心不动产登记会推动房产税出台。

  实际上,已经启动的不动产登记,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内的10类不动产。可在各项需要登记的不动产中,最受关注的仍是房屋产权登记。

  按照官方说法,统一登记不动产只是产权登记形式的变更,主要目的在于梳理不动产信息,只是一次摸清住房家底的举措。

  但在对中国楼市有着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眼中,对于当下中国楼市而言,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不动产登记迫使一些房屋持有人,或因反腐风暴,或因预期高涨的养房成本,做出了入市变现的举动。”他认为,这样的心态,也造成了卖家的焦虑。与此同时,基于价格上的松动,对于本就被库存压顶且销售乏力的中国楼市而言,未来将更加艰难。

  数据说明一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年末到2009年年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均未突破2亿平方米。而到了2014年年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高达6.21亿平方米,创历史新高,相当于200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不动产登记实行的第一批城市是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西安、济南、青岛、武汉、成都、南京、杭州、宁波、厦门、广州和深圳15个城市,尚未达到全国主要城市覆盖,不动产统一登记实施细则尚未出台。

  国土部地籍管理司司长、国土部不动产登记局的首任局长王广华近日曾表示,国土部牵头制定的《实施细则》已在征求国务院36个部门和全国31个省(区、市)国土部门的意见。

  脚前脚后,国家税务总局2月26日也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指导意见》。在当天举行的新闻通报会上,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靳万军说,今年将提高税收制度建设质量,包括积极推动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等相关税收立法。

  “我早就说过,其实就是三步,产权确认、队伍专业化、出台立法细则,现在来看,至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牛凤瑞预计,按照目前的速度,两三年房产税差不多就会有定论。

  对于这个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接受新文化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央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其中关键一点,是强调以2016年为节点,相关财税配套改革重要的和基本的事项要有头绪。

  全国开启在即,历年均有代表、委员缺席。可在古代,缺席会议或者迟到是要受处罚的。比如明朝流行“打”(即廷杖),规定缺勤1天处笞20小板。至于迟到,在唐玄宗时,“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缺乏定期开会的制度。朝堂上君臣对话乃至争辩的“朝会”场面在影视中常见,这是封建王朝体制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就是皇帝例行的办公会。朝会通常一天一次,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局会。但是,君王不早朝的也很常见。

  那么,一些需要反复论证的重大决策该如何商定?于是,就有了朝会以外的高级国务会议,这种会议的名称在专述典章制度的历代《会要》中,叫“集议”。

  列大夫主要指谏大夫,博士多来自大臣和地方荐举,议郎大多是州县推举的基层孝廉等,可称来自民间的常任议员。

  这些京官和地方大员以及基层代表在一起“集议”,构成了古代主要的国家政务会议。这种古典“议会”制度,到南北朝时仍在。《宋书·礼志》载,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讨论章皇太后庙堂存毁问题时,“议者六百六十三人”。

  集议的雏形始见于汉初,标志性的“集议”,是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一批列侯、公卿在没有任何诏命可依的情况下,以自行合议的方式,推选刘恒为帝(汉文帝)。

  “议立君”,就是在皇帝出缺而又无继承人的情况下通过集议推戴新君,或是众臣或权臣对现任君主不满,借集议形式实施废立。两汉历史上,共有六个君主出自这种集议共立。

  集议制度多少有些“”色彩。当丞相主持的外朝(即最高行政会议)形成的方案为皇帝所不喜时,皇帝常用集议来扭转。同时,大臣也会策动集议君主的“独断”。一些皇帝提出要换皇后、换太子,不止一次被集议否决。

  “集议”也发生过低效的悲剧—王莽时期,大举“新政”,每一项新制都要在“议会”中讨论。《资治通鉴》记载:“公卿旦入暮出,论议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开会太忙,日常的政务司法都无人管理了。更要命的是,因为官吏的俸禄制度议而难决,长期不能出台,以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最终,王莽政权迅速崩溃了。

  古代的决策制度以大臣上奏议事为主,皇帝掌握最高决策权。唐代中央对军国大事进行决策时,总要召集有关官吏讨论,主要采取朝议(又名廷议)、百官集议、政事堂会议等决策形式,集思广益,反复论证,具有一定的性。

  中书省拟好的政令送达门下省时,如果门下省反对,就会“封还”,命令即算作废,皇帝的“画敕”也等于无效。所以,唐代皇帝欲下诏敕,一般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就是“政事堂”。

  皇帝的命令必须在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才能送尚书省执行。没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不能为各级机关承认。

  此外还有决策咨询制度,唐代皇帝设置了弘文馆、集贤院学士和翰林学士等一大批德才之士作为幕僚。在这个体系下,皇帝能够体察社情,减少决策失误。

  比如,魏征驳回了唐太宗不按法令规定征发不到当兵年龄的青年入伍的诏书。白居易评价说:“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

  但是,只有在皇帝清明、大臣贤良的情况下,决策机制才能较好地发挥。更多的时候,在权臣当道、皇帝昏庸的情况下,往往随意性很大,造成决策失误,祸国殃民。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均为政权,国家施政缺少讨论,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会议不多,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西汉中期的“盐铁之议”。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2月,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以汉昭帝的名义召开了盐铁会议。会上,以代表民间利益诉求的儒生为一方,与以代表政府利益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就武帝一朝的内外政策之得失,特别是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等展开了大辩论。

  出席会议的政府官员有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及民间代表共60余人,会期前后长达4个多月。

  作为辩论的一方,当时的“代表”儒生的“学名”是贤良和文学。前者原为平民或担任过小官吏的知识分子,后被官府举荐为“贤良”;后者则是平民身份的知识分子,多来自民间,他们“发于畎亩,出于穷巷”,有的甚至“衣冠不完”,代表了下层社会的民间利益。

  他们发表言论说,“食禄多非其人,以妨农、商工市利井之利未归于民,民望不塞也。”认为只有让经济顺其自然,政府不妄加干预,才能使四民各安其业。

  作为官方代表的桑弘羊,是制定和推进盐铁官营等各项经济政策的主角,他竭力为政府的既定经济政策辩护,认为对方不了解大政全局,不体谅政府的难处。

  这个会议的背景是剧烈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汉武帝执政后,经济政策上改变了汉初以自由放任为主调的经济政策,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实施了盐铁官营、酒榷专卖等一系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目的是为了解决讨伐“四夷”的军费、抑制地方势力发展,以及解决中央政府财政危机。但这些政策也加重了商人的赋税,导致民间商业窒息,许多商人破产。

  这次大辩论涉及到、经济、民生、内政、外交等方方面面,但核心议题是要不要国家对盐、铁、酒等进行垄断经营,与民争利。

  代表政府利益的桑弘羊主持汉代财经事务长达30余年之久。就连反对盐铁官营者司马迁也承认桑弘羊的经济政策收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饶”的理财效果。

  会议结束后,朝廷仅仅罢去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其他各项政策仍维持不变。但桑弘羊在上受到一定的挫折,霍光借助贤良文学,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支持,经济上也使得官营政策有所收缩。

  到了元明清时期,政事堂已不再设立。明清时代成为君主的高峰,自秦汉以来一直沿用的宰相办公会议取消,另行设置属于皇帝秘书机关性质的内阁、军机处,协助君主独断朝纲,古代“议会”制度逐渐走向瓦解。

  到了晚清,各类行政会议已经到了古代会议历史上最荒谬的年代,文雅点说,是“有会议之名,而无会议之实。”

  王公大臣坐定寒暄之后首先讲话:“今日交议之件应如何办法,诸君请各抒所见。”于是大官看看小官,请其“各抒所见”。而小官则谦让未遑,彼此推荐,结果共请大官发言。大官亦不敢出一言,异一议,转请王公大臣“赐教”。王公大臣乃端坐正容,谓“此系朝廷交议之件,各官理宜各抒所见,幸勿推让”。

  各官虽嘴上唯唯诺诺,但仍无敢出一辞,发一议。然后王公大臣则侃侃而谈,最后谓:“今日之事惟有如此办法,未识诸君以为何如?”一时诺诺之声雷动,一则曰“王爷明见”,再则曰“中堂高明”,于是会务秘书拿出议案,自上而下由各官签押于上,以俟次日覆奏。会议之事大体完毕,上坐者打打哈欠,伸伸懒腰,起身说道“时不早矣”,遂命驾先去,各官亦次第皆去。其有异议者,则不与会,盖其人亦寥寥焉。

  学历史学系教授李玉认为,那时候的出场开会者只是“表演”而已。在会场上,高级官员们互相谈天说地,品鉴鼻烟,把玩烟壶。低级别的会议上,则大谈鸦片。

  正如《申报》社论作者所言,西人之开会,是先“会”而后“议”,华人之开会,则是“议”定之后再“会”。既然已经议定,则开会亦可,不开会亦可;会中有所讨论也可,无所讨论亦无不可。

  当然,晚清时就有人注意到中国人不是没有“议”,只是在会上无“议”或少“议”,背后或会下的议论要多得多。

  检点历朝历代,在年代里,会议的质量与高效是极少见的,臣僚们提出建议的方式与现今的代表委员们大体相似,就是提出建议、提案和议案,古时候叫“谏议”。需要注意的是,古代的“谏议”是随时的,与现今的代表和政协委员一般只在上提出想法不同。比如贾谊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再比如董仲舒的提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开始了不得已的改革时期,史称“清末新政”。1906年开始的清末预备立宪准备为中国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国体变更”的结果是将帝制改为共和,君主变为总统,资政院变为国会,责任内阁变成了国务院。但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文字中不见“国民”字样,还把国民称为“臣民”。

  作为“立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常年会。议员分“民选”、“钦定”两种。这次会议开了100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代表的法定机构。议员们高谈国事,抨击政府,中外记者到会旁听,报刊报道评说。

  1912年,清朝瓦解,当年8月,北京临时参议院公布了一系列法令规定,正式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组成。但在选举中,各政党除了利用行政力量干涉、把持选举外,还竞相采用各种非法手段拉拢选举人,拉票、抢票、冒名顶替、重复投票等司空见惯,贿选成为主要的竞选方法,每个候选人要花费4~5万元。当时的武昌街头曾出现这样的大字报:“君主,卖官御吏,富豪,典卖议员。”

  国会选举结束,大获胜利。3月20日晚,主持党务的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成为国会选举最黑暗的一幕。

  《唐代朝会制度研究》、《盐铁会议的本质》、《古代的“议会”和会议》、《旧中国国会兴衰述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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