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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裔世家的中国传奇:赛典赤家族

  一个古波斯地区的家族,一位尊贵的穆罕默德后裔,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并在此开枝散叶,发展成中国最昌大的回回世家。他的后代遍布全中国,尤以云南最为繁盛。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仍保留着700多年前的信仰、语言、饮食习俗甚至服饰。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云南纳家营的纳姓回回,都是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赛典赤是穆罕默德的后裔,于是他的后代也保存着最虔诚的伊斯兰信仰。图中的纳家营居民,男戴白帽,女戴五彩缤纷的盖头,信仰从服饰中展露无遗。

  如果遇到的是外省回族,也不省事。他们会对我的一些习惯感到诧异。比如说我从小就被传授一套“密语”——“奇、假、元、吊、拐、闹、柴、盘、坎、祥”。母亲告诉我,它们是先人经商时常用的语言,相当于汉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理所当然以为这是回民的通用语,甚至当作“暗号”去交流,不料一位西北的回民朋友却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再如每次去清真寺,或者回民之间互相请客,我总期待餐后的那包牛肉。每次饭毕,剩下的牛肉会被分成一包一包,装在透明的塑料袋里,让客人带走,这当然不是普通的“打包”。因为牛羊肉是一定要剩下的,而且必须按人数分袋装好。这也让我外省的回民朋友感到惊讶。当我看到程德淦的《云南纳家营访问记》时,才发现引起误解的是因为这些习惯的源头不同。

  纳家营属于云南通海县,云南回民众所周知。因为那里几乎都是纳姓回民,而且拥有不少出色的伊斯兰学问家。我也曾几次去往纳家营,却没有程德淦那样的“火眼金睛”。比如他发现,纳家营的饮食风俗很“另类”。他们在桌上摆上八盘或十盘菜,一锅米饭,一锅羊肉或鸡汤。宾主入席后,主人会为每人盛上一碗米饭,而且给饭泡满汤,然后请客人先吃菜,再吃饭。一旦盘子里的菜吃到一半,立即又被添满,特别是牛、羊肉,盘内总要装得满满的。程先生觉得最奇怪的,是每次饭毕,主人一定会把吃剩的牛羊肉包上一包,让客人带走。如果不收,主人就会很不高兴。

  这个习俗与地区的穆斯林不一样。程先生总觉得这种方式似曾相识,后来他终于记起一本叫《克拉维约东使记》的书来,他在书里看到过相同的情景。他对陪同的纳校长说,十五世纪初叶,克拉维约公使奉西班牙国王之命,到中亚撒马尔罕觐见帖木儿大帝,帖木儿厚待使团,上菜之法,和你们这儿一模一样。纳校长不禁脱口而出:“我们祖先赛典赤·赡思丁生于中亚布哈拉,和撤马尔罕正是一个地区啊!”

  走进云南纳家营,真不知置身于哪个国度。从高空俯瞰这个小村,圣洁的穹顶、高耸的邦克楼,“混搭”上颇具气势的中国重檐歇山顶,透露出赛典赤后裔神秘而复杂的“身世”。随着右图的视角走进纳家营。大街上,人们戴着盖头,骑着摩托,既虔诚,又现代,连人也是“混搭”的。

  赛典赤·赡思丁!我当然“认识”他。几乎全部云南回民都“认识”他。赛典赤·赡思丁,元代杰出的回回家,云南第一任“省长”,逝世后被追封为咸阳王。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生活习惯会和他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毕竟是700多年前的事了。

  我开始了解这位如雷贯耳的“陌生人”。然后我再一次震惊了——原来我们生活中与众不同的语言,都与他有关。比如宗教生活中的“五番拜功”,我们称作邦多(Barndad,晨礼)、撇申(Pahin,晌礼)、底格勒(Digur,哺礼)、沙姆(Sham,昏礼)、霍虎坦(Khuftan,宵礼)。拜前做小净叫做“沃布代斯”。据专家考证,这些“密语”都不是阿拉伯语,而是波斯语。赛典赤·赡思丁的故乡布哈拉,曾是波斯萨曼王国(874~999年)的首都,到赛典赤出生时仍带有深刻的波斯烙印。那时候,赛典赤和他的家人,说的正是这种语言。

  我也是赛典赤的后裔吗?据相关调查资料证明,赛典赤后裔遍布云南全省,如回族中纳、哈、忽、赛、沙、速、拉、丁等姓的人,基本都是他的后代。而我姓马。马姓中一部分也被认为是赛典赤后裔,我属于哪一部分?

  当我还没弄清自己与赛典赤的关系时,却发现了一个更让人兴奋的事情——赛典赤家族是穆罕默德的后裔。

  《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中说:“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 别庵伯尔是谁?就是伊斯兰教的至圣先知穆罕默德。据《赛氏总族牒》记载,唐玄宗称穆罕默德为“别安白尔皇帝”。家谱就是以这位“别安白尔皇帝”为鼻祖的。

  赛典赤同时代的波斯史家、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在其巨著《史集》中,记述了赛典赤家族。但在这里,赛典赤·瞻思丁的名字叫做“赛义德·阿札勒”。据回族学者白寿彝考证,“赛典赤”就是“赛义德”的音译。

  “赛义德”这个称号可大有来头。波斯史专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译名对照》里对它的解释是:“一种尊贵的称号,指阿里经忽辛传下来的后人。”阿里是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的丈夫,伊斯兰史上大名鼎鼎的第四任哈里发。忽辛则是阿里和法蒂玛的第二个儿子,如今被普遍译作“侯赛因”,而他的后裔被称为“赛义德”,以区别阿里长子系的“谢里夫”家族。也就是说,赛典赤家族是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德女婿阿里次子侯赛因的后代!

  这就与那场史无前例的西征有关了。据《元史》记载,1219年,成吉思汗大帝远征西域,赛典赤率领千骑人马,带着文采斑斓的花豺和白色的猎鹰去归顺他。这时,他还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被大汗编入卫队中,开始随军出征。在其后漫长的40年中,赛典赤主持过地方军政,当过中央宰相;管理过乡村,也治理过大都市燕京,遍任行政、军事、财政、粮饷转运等官。到了63岁那一年,他突然被派往偏僻而蛮荒的云南。

  这当然不是“发配”。《元史》又载,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对赛典赤说:“云南那个地方,我曾亲自到过,但因为用人不当,那里一直动荡不安。我想选择一个厚道的人去抚治,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

  赛典赤欣然受命。他立即求访熟悉云南地理的人,详细画出那里的地理、交通及险要,进呈忽必烈。忽必烈大喜,遂任命赛典赤为中书平章政事(宰相),行省云南。忽必烈统治初期,中央行政设中书省,地方为行省。不过所谓行省,其实是中央宰相到地方看望视察的意思,只是个临时机构。

  赛典赤以中央宰相之尊,去巡视“化外之地”,这其中自有缘故。因为蒙古要逐鹿天下,这个“化外之地”实际上事关全局。自1235年蒙古大汗窝阔台攻宋以来,在四川、襄汉、江淮等地遇到顽强抵抗。为了打破胶着状态,继位的蒙哥汗拟定一个计划——出兵西南以夹击南宋。为此,需先平定云南。1253年,他派弟弟忽必烈出征云南。忽必烈很快收服大理国主段氏,留大将兀良合台驻守。1259年,兀良合台率云南土军、蒙古骑兵大败宋兵。

  云南的战略地位从未如此重要过。蒙古王室遂不断派出宗王、重臣镇守。据《元史》记载,1267年,忽必烈把第五子忽哥赤封为云南王。临行前,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大理朕手定,深爱其土风”,并嘱咐忽哥赤到云南后要“善抚吏民”,稳定大局。

  短短4年后,忽哥赤却突然死在父亲深爱的云南。凶手是都元帅宝合丁和行六部尚书阔阔带。史载宝合丁在云南日久,忽见忽哥赤来滇为王,担心大权落空,遂与阔阔带策划一出“鸿门宴”,用毒酒害死忽哥赤,并向王妃强索王印。此事曝光后,忽必烈大感哀恸,他立即处死宝合丁、阔阔带等人,并决心对云南进行一番大整治。于是他派出了赛典赤。

  在图中,你可以近距离观察纳家营的民居。古老的云南民居,墙面斑驳,而那拱形的窗,则透出一点伊斯兰的风情。右页图为正在街边玩游戏的纳家营孩童。700多年了,赛典赤的一支子孙,就这样在纳家营里安静地出生、成长和老去。

  在云南的省会昆明,到处可见赛典赤的“踪迹”。比如三市街口有座忠爱坊,与附近金马、碧鸡三坊并列,呈“品”字形,巍峨壮观。它始建于元代,正是昆明人为纪念赛典赤而建。每次到昆明,我总爱去三市街、长春路、金碧路、正义路、南屏街等繁华街道游玩。关注上赛典赤家族后,我惊喜地发现,云南中心从大理转移到昆明,甚至昆明今天的格局,都是赛典赤手定。

  据《元史》载,赛典赤带着忽必烈的雄心来到云南时,新宗王脱忽鲁镇守云南不久。他以为赛典赤一来,必然要夺他的王权,便命令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赛典赤听到消息,连忙派长子纳速拉丁来到王府,代表自己请示道:“天子因为云南守将不称职,致使各个部落背叛朝廷,所以命我前来安抚他们,并且告诫我到了云南就要开展工作。现在我不敢独自专行,请王爷派一个人来共同商议。”宗王听了纳速拉丁转述的话,心下略宽,遂派亲信撒满、位哈乃来见赛典赤。赛典赤对这两位宗室近臣十分重视,委任他们担任中书行省的断事官,但随即又表示“因为还没有参见王爷,不敢自作主张来授给你们职位”,遂叫他们中回去一人向宗王请示。这一招以退为进,令宗王大为放心,遂宣布一切政令听从赛典赤所为。

  在赛典赤抚滇之初,行省、宗王、土官等之间的关系,恰如一团乱麻。据学者方铁研究,自忽必烈南征以来,蒙古在云南设置的机构重重叠叠,竟有省政、王政、藩政、土官四种之多。省政先有行六部为过渡机关,到了赛典赤抚滇时又设行省。宗王以皇族身份分镇云南,在行省建立前总揽全省大权,是为王政。藩政主要是指宣慰司和都元帅府。宣慰司是介于行省与郡县的一级官职,职责是“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元帅府、都元帅府则为地方军事指挥机关。云南宣慰司常兼都元帅府,军政大权在握,但下面的地方民族首领——土官也异常厉害,不仅世袭其职,而且有自己的土军。土官中的第一人,大理末代国王段兴智之弟段实,更是手握虎符,代掌云南大权,简直可与宗王并称云南“二圣”。由于统属关系不清,互相之间矛盾重重,云南人相当于要接受多个主子的统治,疲惫不堪,遂人心思变。

  为了控制局面,赛典赤决心展开一场“行省集权运动”。稳住宗王后,他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大理段氏。至元十一年(1274年),他派段实担任“大理总管”,明升暗降,把段氏家族的权力给“圈”在大理。又获忽必烈批准,把宣慰司和元帅府置于行省统属之下,同时宗王只拥有对行省监督、建议的权力和重大军事行动时的指挥权。行省则不再只是宰相巡查地方的临时机构,而成为全省唯一的最高军政机关。

  赛典赤一手创建行省,一手遍置郡县。他获忽必烈许可,把过渡性质的军事统治机构——万户、千户、百户,改为路、府、州、县,变成中央统辖下的正式行政组织。

  赛典赤的制度制定得严密而完善,实际操作起来仍颇需技巧。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昆明被赛典赤正式设为省治。省治与大理遥相统属。如果仔细品味,乃大有深意。昆明是什么地方?云南中部,又是汉晋故道的中心枢纽。大理又是什么地方?公元8世纪后,先后为南诏与大理的国都。大理国段氏虽然失国,但直到赛典赤抚滇时,仍是云南第一大“土豪”。如果省治设在他们家“根据地”,还有谁敢与其争锋?用昆明来平衡大理,可限制这个“土豪家族”。不过为了安抚段氏,赛典赤又授予段氏首领段实“大理总管”的高位,甚至形成一个惯例,段氏家族世代为大理总管。

  段氏是云南第一大“土豪”,除此以外,还有大大小小许多“土豪”,被当时的中原人称为“酋首”。这些“酋首”大多被安排到新设的路府州县里,表面上看与内地的地方官没什么不同。但实际上,他们不仅坐镇各地,还拥有自己的军队。面对这样的“土豪”,赛典赤不仅给他们官做,而且不改动他们的统治范围,统治之法也按本地规矩来。唐以来就有“羁縻之法”,但赛典赤的做法更系统化、制度化。后世继承了这种方法,就在明代发展出所谓的“土司制度”。

  把目光转向上图,这是四年前,世界人文学大会在云南召开,纳家营成为其中一个开会地点。于是赛典赤的子孙迎来了外国朋友。纳家营独特而多样的家族文化,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

  今年7月,宁夏永宁县纳家户村,一则激动人心的消息被奔走相告——根据新近出版的《纳家户回族文化产业开发研究》丛书,纳家户纳姓回民被确认为赛典赤·赡思丁长子纳速拉丁的后裔!在这个小村庄中,98% 的居民都是回族,其中纳姓势力最为强大,占了全村人口的六成还多。

  纳家户,与纳家营相隔千里,却仅一字之差。有趣的是,纳家营的回回也根据相关资料,认定纳数鲁——纳速拉丁的孙子,是他们的祖先。总而言之,被论证为赛典赤后裔的回民中,长子纳速拉丁一脉十分“高调”。《陕西通志》就道,纳速拉丁“子孙众多,分为纳、速、拉、丁四姓,居留各省,长安有拉家村,今宁夏纳氏最盛”。

  尽管纳速拉丁的子孙“居留各省”,但纳速拉丁最辉煌的生涯,仍是在云南渡过的。而且,他是比父亲资格更老的“云南通”。早在1253年,纳速拉丁就随忽必烈的蒙古大军入滇,跟随大将兀良合台征伐云南各地,甚至攻降交趾(今越南北部)。但他并不是一味崇信武力。赛典赤抚滇后,他对父亲的政策有许多配合。如前所述赛典赤遣使宗王府,所派使者即为“云南通”纳速拉丁。

  1279年,赛典赤·赡思丁去世。元世祖忽必烈感念赛典赤功德,向云南省继任官员下了道圣旨,命令他们遵守“赛典赤成规”。但“人亡政息”的命运并没因一道圣旨而改变。“赛典赤成规”被继任官吏或弃或改,少数民族首领也纷纷反叛,刚刚安定下来的边陲再度烽烟四起。

  这时,近臣向忽必烈推荐了纳速拉丁。忽必烈马上任命纳速拉丁为云南行省左丞,其后又升他当任右丞、平章政事。而纳速拉丁在云南“独挑大梁”后,成了“赛典赤成规”的奉行者。这从他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中就可看到。

  其中“一把火”,是要求减少少数民族首领的人质。他上奏忽必烈说:“以前地方官员都要派人到宗王府当人质,臣建议高级官员当送,官员就免了。”忽必烈批准了。这可谓是发展了父亲“抚”的一面

  烧得最旺的“一把火”,是关于父亲创建的行省制。纳速拉丁上奏说:“云南有行省,有宣慰司,又有都元帅府,前不久刚撤销了宣慰司,但元帅府还有。既然行省是领导全省的最高军政机关,臣请求陛下把元帅府撤销。”赛典赤的身份是中书宰相,都元帅府自然归他节制,但纳速拉丁的地位不比父亲,难以控制都元帅府,于是这最后一个行省制的障碍也被移除了。纳家营的纳为训先生,在《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世家》里曾评价此举道,“解决了非中书宰相主持行省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省级政府的体制,对政令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纳速拉丁的“光辉岁月”,几乎都在云南渡过。直到1291年,纳速拉丁调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才离开这片土地。第二年,他就与世长辞了。再后来,他的一支后裔迁移到今天的宁夏永宁县,世代安居,繁衍生息,就是今日的纳家户。在纳家户清真大寺里,有一块古老的匾额上写道——“吾家弃秦移居西夏”。

  纳家营的祖先赛典赤有多厉害?请随着摄影师的脚步来到昆明。左页图是位于昆明松花坝的赛典赤墓。碑上的古兰经,是赛典赤信仰和血统的“印记”。墓旁的石香炉,至今仍烟火不断。而不远处的松花坝,则是赛典赤始建,至今仍对昆明的供水、排水起着重要作用。右图的忠爱坊,坐落于繁华的三市街口,始建于元,几毁几建,寄托着当地人对赛典赤不绝的思念。摄影/申云山

  赛典赤后裔的确分散于中国各省。对于赛典赤及其后代,职位的调动、经商的奔波,都会带来居住地的迁移。不过,云南仍是他们最钟爱的“风水宝地”。

  据清初伊斯兰教著名学者马注《清真指南》考证,三子忽辛的后裔生活在昆明、陆良、呈贡和嵩明地区。五子马速忽的后裔生活在大理、蒙化、永昌、腾越和楚雄。而马注自己则属于马速忽一支。长子纳速拉丁之子月鲁帖木儿的后裔生活在建昌。在河西纳家营的回回则根据相关资料,认定纳数鲁——纳速拉丁的孙子,是他们的祖先。又据《赛典赤家谱》,赛典赤七世孙赛哈智在云南任宣抚使后,定居大理喜洲,他的后裔至今仍居住在周围地区。通过姻亲发展出来的后裔,竟也追认赛典赤为祖宗。比如赛典赤的女儿嫁给了赛典赤部下林坚。沙甸林姓回回遂宣称他们是赛典赤后裔。

  为何赛典赤的子孙,乃至子孙的子孙,总是会到云南任职,并在此世代定居?这其实和元明两朝的皇帝脱不了干系。

  纳速拉丁以后,元王朝似乎产生一种“依赖”心理——只有赛典赤家族的人,才能“搞定”云南。因此朝廷源源不断向云南派出赛典赤家族的人。

  赛典赤第三子忽辛,在哥哥纳速拉丁去世几年后,于大德元年(1297年)成为云南行省右丞。据《元史》记载,大德五年(1301年),几叛几降的缅甸国主再度蠢蠢欲动。忽辛迅速派出使者对缅王说:“我是老赛典赤的儿子,不论什么事,都是按先父的教导办,凡是官府对你国家做得不对的地方,我通通为你改正就是了。”缅王听后大喜,亲自跟着使者前来,献上白象一头。

  可见作为“老赛典赤的儿子”,忽辛已具有先天的“信用度”。而且事实也证明,这些子孙的确是“赛典赤成规”的奉行者。

  我不禁掩卷沉思。中国科举盛行后,实职官员的流动性非常大,鲜有世袭之事,为的是防止地方做大,危及中央。赛典赤家族也没有被授予世袭为官的权力,但他们不断被派到云南为官,其政策措施也一脉相承。从这个角度来说,“赛典赤成规”成了赛典赤家族的“家学”。

  被蒙元派到云南为官的,除了赛典赤父子三人外,赛典赤第五子马速忽、纳速拉丁子忽先也担任过云南行省的平章政事,纳速拉丁的另一个儿子沙的任过行省左丞,忽辛的儿子伯杭则当过中庆路达鲁花赤。史载他们为官均比较清正,关键是怀着对先祖的敬畏,践行“赛典赤成规”。“家学”的传承维系着家族的影响力,也给云南带来深刻的改变。

  这门关于云南的“家学”,不可思议地传到改朝换代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纳速拉丁的孙子纳数鲁,曾一度担任云南曲陀关地区屯田营的指挥使。赛典赤的七世孙赛哈智,也因其赛典赤后裔的身份,被朱元璋派往云南安抚少数民族,出任云南宣抚使。

  不过赛典赤家族的用武之地不仅在云南。他们与中央王室的关系也一度亲密无间。赛典赤自己就是以宰相的身份,来管理云南这个边陲之地的,而纳速拉丁的两个儿子伯颜、伯颜察儿,也曾是一人之下的中书平章政事。到了明代,赛典赤家族又与新的皇室结下友谊。如任职云南的纳数鲁被升为都指挥使,1432年又被擢升为锦衣卫,在北京紫禁城掌宫廷印玺。这个职务被他的后裔世袭到1778年,也就是清朝乾隆年间。而根据《赛典赤家谱》和《郑氏家谱》等资料,学者们更惊喜地发现,永乐帝的宠臣、七下西洋的郑和,竟是赛典赤的六世孙。他的家乡在云南昆明下属的晋宁县。

  直到明初,赛典赤家族在上的影响力,仍是不绝如缕。不过,中国家族的传承中,最难以持续的正是。赛氏家族的光环,终于还是在元代以后逐渐褪去。

  图为纳家营新建的大清真寺,为阿拉伯风格。穆斯林男子做完一天中的最后一次礼拜,陆续从清真寺出来。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每天必须做5次礼拜,而男性礼拜都在清真寺中举行。

  左图里,赛典赤子孙在举行一场宗教讲课。那位站在中间的阿訇,头戴圆形尖顶帽,帽檐四周以金绸布缠头,正是千年前古波斯的装束。

  每次去纳家营,我都会被深深震撼。五彩缤纷的盖头、白帽,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街道清洁整齐,透出回民特有的“洁癖”。村庄的中心是一座清真寺,各户房子围寺而居。来到寺前,两个大石狮子昂然耸立。进入大门,一座高高的中国阁楼映入眼帘,这便是“叫拜楼”。据纳家营的人说,元末祖先迁来此地时,就创建了这座清真寺,而且七百年来不断重修。纳家子孙进入寺中后,总是格外的庄重。一旦来到礼拜大殿,即使是最爱喧闹的小孩子,也会变得规矩和肃穆。

  不过,这并不是赛典赤家族最早的清真寺。在云南回民的传说中,赛典赤是在云南修建清真寺的第一人,而且一口气修建了13座清真寺。

  传说或许是可信的。赛典赤家族的确有修建清真寺的传统,而且在改朝换代之际获得过发扬的机会。那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月十四日,赛典赤七世孙赛哈智来到皇宫内府,大声宣读了刚刚在奉天门接到的圣旨:

  每户赏钱五十锭、绵布二百匹。与回回每(们)分作二处,盖造礼拜寺二座。南京应天府三山街铜作方(坊)一座。陕西承宣布政司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一座。如有寺院倒塌,许重修,不许阻滞与他住坐。恁(凭)往来府、州、县布政司买卖,如遇关津、渡口,不许阻滞。钦此,钦遵。

  圣旨被铭刻在永乐三年所立的洪武圣旨碑上。而赛哈智奉旨修建的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和南京铜作坊清真寺,至今犹存。赛典赤的另一位后裔郑和,则传说于1413年对西安清真寺进行了重修。

  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赛典赤决心在昆明建一座文庙。因为城西南卑湿,他选择城北干燥的地方建庙,庙址就在今天的五华山右边。他还为学校亲自选购经史书籍,并把学田拨给孔庙作经济支持。除了孔庙,赛典赤又在昆明、大理两地首设儒学提举。总之,他在尽一切可能去推广儒学。赛典赤的子孙尤其是忽辛,更在云南遍设庙学,选文学之士为教官,史称“父风大兴”。

  大约在元末至明中叶这段时间,赛典赤家族为了适应汉文化,开始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使用单音字作为他们的姓。方法是“化整为零”。比如马速忽的后裔就将他的名字拆成三个单音字——马、速、忽,作为各自家族的姓。纳速拉丁的后裔则一分为四,出现了纳、速、拉、丁四个姓。到了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将这个已发生的潮流合法化。自此,中国回族姓氏基本采用单音字。

  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今日回族中的纳、哈、忽、赛、沙、速、拉、丁等,马姓中的“”、山东回族赵、杨,以及赛典赤家族联姻的其他姓(如滇南林姓)等,基本都是赛典赤家族的后裔。

  赛典赤家族在姓氏上中国化了。但一个家族有五花八门的姓氏,这在中国传统家族里简直难以想象。而且这些中国化的姓氏,纳、哈、忽、赛……仍是那么的独特,带着遥远地域的DNA。以至于赛典赤家族的中国后裔,往往凭着独特的姓氏,就能够彼此相认。

  遥远的“亲人”有时就是凭着独特的“印记”相认的。2000年4月4日,伊朗德黑兰大学的苏图德教授访问云南大学,他偶然看到一张照片,云南大理回族乡村经堂学校的毕业仪式。只见毕业生身着绿绒尼大衣,头戴圆形尖顶帽,帽檐四周以白色或金绸布缠头。苏教授惊讶地意识到,这是一千年前波斯流行的一种男子装束!他因此深信云南回族先民与波斯穆斯林之间,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都存在某种悠久而亲密的关系。

  家族的传承,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图中为正在纳家营清真寺礼拜的孩童,把身子深深地匍匐在地,双手摊开,往面庞抹去,做的正是穆斯林礼拜中的经典动作。有了这样的后代,人们有理由相信,赛典赤的信仰将在纳家营一直传承下去。

  看到云大学者姚继德的这篇报道,我也异常震惊。这一我从小见惯的衣装,竟是千年前的波斯服饰!果真如姚继德所说:“赛氏家族鲜明的波斯血统,使得云南回族较诸省区回族同胞,从对波斯语言的习惯到日常的宗教、经济、饮食礼俗乃至民族传统服饰各个方面,都打上了深深的波斯文化烙印。”

  就这样,遥远的波斯、古老的中国,在这个神奇的家族身上,回响、交融、绵延……(出自:中华遗产 作者:肖育文 马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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