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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机会

  对职业阶层的划分,本书第二章李路路教授提出了一个以权力和资源为基础的六大类的职业阶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自雇佣者、工人和农民),并充分注意到了奥林·赖特(1985)和戈德索普(1992)关于就业身份在阶级划分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在2003年城市调查问卷设计过程中,李路路教授还提出过对被访者就业状态进行区分(即区分为全职就业、半就业、临时性就业与无业、失业)。社会流动模式的界定以职业阶层的划分为基础,但是,就业状态和就业身份显然也是需要加以综合考虑的主要维度。由此我们可以综合就业状态、就业身份和职业阶层三个维度的分析要旨,确定一个包括无业/失业人员、业主、自雇佣者、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体力劳动者的社会阶层划分,以此作为本节讨论社会流动模式的基础。这样的社会阶层划分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优点是,避免了以往以职业为基础的阶层划分明显忽视无业/失业现象的缺陷。

  当综合考察就业状态、就业身份和职业阶层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不难看到在一种以社会关系属性(权力、资源和财产关系等)为基础所进行的社会阶层划分中,包含着两种基本形式的社会阶层界限。首先是职业位置之间的阶层界限,即在基本的职业阶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体力劳动者)中所包含的职业位置界限:主要是指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之间的界限,管理、技术人员与办事人员之间的界限,以及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之间的职业阶层差异。其次是从就业身份角度区分,可以在全部适龄劳动人口中区分出如下几个基本就业身份界限:就业与无业/失业者之间的界限;在就业人口中区分雇主、自雇佣和被雇佣之间的界限。在个体的职业生涯中,经常会出现从上述某种职业位置到另一种职业位置之间的职业转换,或者从一种就业身份到另一种就业身份之间的变化。社会学经常把跨越上述职业位置之间界限或就业身份之间界限的职业转换,称之为突破社会阶层界限的社会流动。

  由于职业位置或就业身份之间的差异意味着可以支配和使用的社会资源的差异,也意味着不同的获利机会,因而职业位置、就业身份的改变就可能出现资源或机会的增益与减损,因此流动就具有一定的向度。那些职业位置或就业身份发生变化时,出现了可支配资源或获利机会得到增益的流动,被称为向上的流动,相反被称为向下的流动。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是社会流动研究中两类基本的流动模式。

  (1)从无业/失业到就业的流动。一个人在职业生涯中经历过失业或长期无业状态后重新找到一份工作,意味着重新找到了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他或她可以根据自己的市场能力来获得商品和服务,摆脱原来在社会保障部门获取生计维持资料的窘境状态,在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上都是一种明显的改善,因而是一种重要的向上流动类型。

  (2)从体力到非体力白领职业的流动。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是职业阶层划分的一个基本界限。从事体力劳动者的市场能力往往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开始以后,在社会生产劳动过程中,由于组织管理和技术的进步,使得体力劳动者往往处于被监督、被管理的位置,并固定地从事某种单一技能劳动,其创造性和工作自主性被加以最大限度的限制,因而他们从体力劳动位置上获取资源、得到各种发展和获利机会的时候,总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一旦突破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界限,他们就会在工作自主性、工作环境、劳动报酬等方面都得到较大的改善,因此这样的流动无疑是一种最为基本的向上流动类型。

  (3)从办事员到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的流动。在就业身份上,办事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属于被雇佣阶层,他们或是就职于国有或集体单位(如企业、机关或事业单位),或是受雇于私人企事业组织。但不同的是,管理人员在组织或单位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管理位置,管理或支配着企业、单位的财产与人力资本的配置,拥有一定的关于组织发展的决策权,他们不仅可以指挥他人劳动,而且直接掌握着单位、组织中资源和机会的分配权力。专业技术人员不仅掌握着较高的专业技术和技能,而且也是较高文化资本的承载者,他们控制着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和发展,并对日常社会生活的解释具有较高的权威。生产和组织过程中,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工作方式上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并且常常与雇主形成一定的默契和信任关系。而办事人员则不同。虽然两者都属于白领职业阶层,但是他们所掌握的专业技能并不高,从事日常性的、循规蹈矩的事务性工作,自身往往处于管理阶梯的底层。因此,由办事人员到管理或技术位置的流动,也属于一类典型的向上流动,这种流动是白领职业阶层内部的流动。

  (4)从体力到自雇佣的流动。这类流动从形式上来说主要是指就业身份的变化,但是从体力劳动者到自雇佣,工作和劳动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劳动报酬不再仅仅根据劳动力市场来决定,而且还可能与产品市场和流通环境直接相关。他们自身直接面对生产市场,发展的机遇和风险并存。自雇佣的从业者意味着有了自己的事业或小产业,他们可能需要自己也直接参与生产和劳动,但不再是处于服从和被管理的位置,其工作的自主性有了增强。由此我们在这里也将这类流动归结为向上的社会流动。

  (5)成为业主的流动。这类流动在概念上同样属于就业身份发生的变化。业主作为生产资料和拥有者,属于典型的处于有利位置上的财产阶层,拥有相对较大的财产权利,雇佣和支配他人的劳动。因此,在无论是从哪种职业转换到业主的位置,我们都可以将之看做是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

  在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之外,事实上还存在一种职业或就业身份发生了变化,但无法对流动后果(指资源和机会损益)加以普遍性地认定的流动,我们将这些流动类型归结为“中性流动”,他们包括:

  (11)管理与技术位置之间的交叉流动。处于管理职位和技术职位之上的社会人员,分别拥有社会生产和组织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重要资源,即管理权威和专业技术、技能,由于这两种资源在市场和生产领域中都具有较高的同等重要性,两者之间既不能相互替代,两个位置上的获益机会也因获益机制的不同而难以比较。

  (12)管理、技术位置与自雇佣间交叉流动。同样,这一流动也往往难以判断流动的向度。就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早先从事管理工作继而转向自我经营的工作方式,其工作经验以及在管理位置上积累下来的社会网络关系,都将延续到新的事业中。从技术位置到自我经营,也意味着一定的专业技术、技能可能正转化为新的事业的技术支柱。这种转化很难判定其职业报酬或获益机会上的优劣差异。反过来也一样,从自雇佣者转化为管理人员,必然将自我经营过程中的经验、社会和文化资本带入新的工作,同时还意味着在原来从事的经营活动中逐渐具备了从事更大范围的管理工作的能力。

  (13)自雇佣与办事员之间的交叉流动。虽然办事员阶层与管理、技术人员相比处于相对较低的职业位置上,但是就与自雇佣者的交叉流动来说,我们也无法类似地区分其流动后果的相对优劣程度。

  通过运用上面对社会流动模式的界定,我们对2003年城市调查中居民社会流动的机会结构进行了一个简要的分析。数据资料是问卷中的个人职业经历部分。在5894个样本中有5238人填写了12666次职业经历,平均每人填写的职业经历为2.42次。其中回答有过两次及以上职业经历的样本数为3708,占有职业经历的样本的71%。这意味着有71%的个体在其职业生涯中换过工作,而另有29%的个体从就业开始直到调查期间,从未换过工作,没有发生过任何职业经历上的变化。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工作转换都意味着出现了突破阶层界限的流动。事实上有些工作转换可能仅仅是因为换了一个工作单位,或者单位性质、单位级别发生了变化,但其本人的社会阶层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在这里被当做“不流动”事件来处理。另外,我们在这里讨论突破阶层界限的流动向度的时候,也没有对同一社会阶层内部的升降流动加以考察。在同一阶层内部,比如管理阶层或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管理职位的升迁或贬谪,专业职称的提升,都没有在本研究考察之例。当此类流动确实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仍将其当做“不流动”事件来处理。像这样没有出现社会阶层变化的工作转换共有3679次,占总的工作转换的比重为50.45%。

  从流动频次来看,在所有发生过职业转换的7456次事件中,有1809次流动是向上的流动,占总工作转换的24.34%,有1594次流动是向下的流动,占总工作转换的21.35%,296次流动为中性流动,占3.96%。在向上的流动中,居于主体位置的是从体力向非体力的流动,占向上流动总数的51.5%。向下的流动则主要是从就业到失业或无业的流动,占全部向下流动的70%。从流动样本数来看,数据表明,有1564个样本曾经经历过向上的流动,占有职业样本的比例为30%。在这1564个样本中,有900个样本曾经经历过从体力到非体力的流动,占向上流动样本的57.5%。经历过向下流动的样本为1418个,占有职业样本的比例为27.07%,虽然有过工作转换经历但未出现社会阶层流动的样本数为2286,所占比重为43.64%。

  由流动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主要体现为体力劳动者的向上流动(成为非体力白领职业和自雇佣阶层),以及体力劳动者向下的流动(沦为失业、下岗人员)。这表明在剧烈的社会变迁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一步步提高,特别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简单技能的体力劳动逐步被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模式所替代,压缩了对体力劳动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正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整个社会的组织体系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在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大量涌现的多种组织形式,不仅改变了原有单一的国家、集体单位的社会组织方式,同时也因公司、企业及其他法人单位等组织形式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断扩大,使得科室人员、业务人员、管理和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大,因而强烈地刺激了白领职业的发展。

  对比1982和2000年的第三、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我们发现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增长达到40%,而办事人员的增长则在2倍以上,成为所有职业大类中增长最快的职业类别。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一发展比还要高得多。这些技术和组织领域出现的变化无疑为新一代个体在白领职业领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深化改革,服务性行业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个体经营为典型形式的自雇佣劳动为城市服务性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因而从体力劳动向自雇佣劳动的转化,也就成为体力劳动者职业生涯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失业这一下降流动的出现,意味着基本生活来源不再与自身的劳动相关,个人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生存命运的控制和掌握。这样的流动不仅对个人的生活机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运行的安全。我国社会的失业问题已然引起了党和国家政府的高度关注,但失业问题的解决显然依旧急迫。

  据资料反映,2002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在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的工矿区、煤炭、冶金等传统工业行业,下岗失业人员大约在1300万~1400万人左右。而在农村仍然有1亿多的富余劳动力等待着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自然,失业并非某个国家和地区所独有,正如1995年2月10日德国《时代》周报所透露,全球28亿有劳动能力的人中约有30%的人失业或不能充分就业。但是各国出现失业的原因不尽相同。在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企业的关、停、并、转,是造成城市体力劳动者继续向下流动的最主要原因。对样本数据进一步的分析后发现,许多体力劳动者还不止一次地经历过从就业到失业的下降流动。全部阶层流动事件出现过1102人次的失业流动,其中95%是在1990年以后出现的。因此,在从初职到最后职业的流动中出现的向失业下岗的流动正表明,企业深入改革对工人职业生涯的影响,可能一直延续到了调查当期时间。

  总体来讲,在突破社会阶层界限的流动中,在样本比例上占主体的是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之间的流动,向上的流动略多于向下的流动,而在向下的流动中,主要是从有职业向无职业的流动。然而这样的分析还只是对流动数量状况的描述,尚不能对不同社会阶层界限的可渗透性(或壁垒)的强弱加以比较,也不能对不同职业阶层的流动机会加以具体的分析。因此,下面我们将转入到对各阶层社会流动机会的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各阶层的相对流动优势,这里我们将利用通用的流动表分析技术即饱和模型来估计和分析相对流动参数。为了能够更好地拟合数据,这里,我们按照通常的社会阶层划分方法,将阶层划分为管理阶层、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自雇佣者阶层和体力劳动者阶层。其中,在上面表4-9中提高的业主阶层被归入到管理阶层,失业无业者被归入到体力劳动者阶层。

  数字表明,不仅是我们常说的三个白领职业阶层(技术、管理与办事人员)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流动阻碍很强,而且即使在以个体经营为主要构成的自雇佣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也存在十分强烈的流动障碍,甚至它的障碍程度超过了办事员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流动阻力。同时,这一组优比数据还说明,相对体力劳动者而言,专业技术阶层、管理阶层、办事人员与自雇佣者有着相对强烈的封闭性,其中又尤以技术阶层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界限最难渗透。这意味着,一旦在初职时进入了体力劳动者的职业轨迹中,很难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上升到办事员、自雇佣者、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阶层位置。或者反过来说,一旦在初职时进驻了办事员、自雇佣者、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无论以后的职业生涯如何变化,他们若是流入到体力劳动者行列之中,那终归是稀有发生的事情。

  现在我们来分析管理层、专业技术层、办事员阶层和自雇佣者与体力劳动者五个阶层的自我固化程度的差异和阶层流动境遇。固化程度即为两个阶层之间不流动而非流动的优比,它是一个衡量流动发生的重要指标,也可以当做阶级或阶层之间各自封闭性程度差异的指标。当然,对不同社会阶层而言,相同的固化程度有着不同的意义。处于顶层位置的社会阶层的固化程度意味着资源、机会和地位优势的保有程度,而对处于底层的社会阶层来说,固化程度则表明缺少获取新的资源以改善目前状态的机会。对于处于中间位置的社会阶层,则需要通过上升流动和下降流动来分别表达其意义。

  根据我们前面对流动模式的讨论,管理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处于阶层位置的最上端,以这两个阶层为起点的流动中没有向上的流动。而管理与专业技术之间的交叉流动,管理、专业技术与自雇佣之间的流动,应属于中性流动。除此之外的其他流动均应属于下降流动。因此,这两个阶层的固化程度意味着阶层优势的维持,而不流动、中性流动与下降流动的比较,则可以看成是阶层优势的保持、转化与流失的差异。

  和管理人员相比,初始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在终点职业仍留在自己的阶层位置而非流向自身以外的其他阶层的优比是0.603;专业技术阶层和管理阶层相比,其初始职业与终点职业相同、或只发生过中性流动而没有出现下降流动的优比是1.097。这两个优比数字表明,专业技术阶层自我固化程度只及管理阶层的60%,而地位优势的维持、转化能力则是管理层的1.1倍。这意味着,在初职进入管理阶层的人,更多地留在管理位置上,而初职进入技术阶层的人,离开技术位置的机会相对较大。在前面相对流动表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从管理向技术转化的情况远不及由技术向管理的转化(相对优比为96.23),因此可以说,对于同处于优势位置的这两个阶层技术层,技术层有着更多的机会转化自身的优势,因而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

  专业技术、管理阶层与办事人员比较。与专业技术阶层和管理阶层相比,办事员阶层显然要开放得多,它的界限维持能力只是管理阶层的49.5%,相当于专业技术层的65.5%。与此同时,办事员阶层通过流动来获取更好的资源和机会的能力,也不及管理层和技术层,分别只有二者的87%和80%。

  体力劳动者边界维持的能力要弱于管理阶层,但强于专业技术层和办事人员阶层,其优比分别为0.873、1.45和2.21。这意味着阶层序列顶端的管理阶层的边界自我维持能力强于最下端的体力劳动者,但体力劳动的流动机会却小于专业技术层和办事员阶层,后者分别是前者的1.45倍和2.21倍。

  虽然体力劳动者不存在向下流动的问题,但是当利用公式3来计算这一阶层获取资源的能力与其他各阶层的差异的时候,我们可将不流动当做向下的流动来处理。很明显,表4-15中的数据表明了这一阶层通过流动来获取新的资源和机会的时候,处于一个极端劣势的位置上,其优比值表明,体力劳动者通过流动来获取新的资源和机会的能力不及各阶层的10%。

  自雇佣者阶层是一个较为特殊的阶层。在阶层划分上,这一阶层是从就业身份进行的区分,由于在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这一阶层向其他阶层转化的可能性都很小,这一阶层有着十分强烈的边界自我维持能力。如果我们把这一阶层停留在自身位置上看着是一种相对优势的话,那么它相对于其他阶层而言的优势转化与维持的能力就都要高。而如果把他们的不流动当做是一种流动能力较差的表现的话,他们相对专业技术、管理和办事员阶层的优势转化能力就是一种负向的效应。

  事实上,由于在样本数据中的自雇佣者,基本上由服务性行业的个体经营人员所构成,不仅组织程度较低,而且也很少与技术和信息化等现代生产方式相关联,因此至少与管理和技术人员相比,可能还是应该属于一种劣势的职业阶层位置。但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尚未从理论上对此加以说明,关于此阶层的优势转化能力的分析就只能暂且存疑了。

  总体来讲,就阶层自我固化程度来讲,自雇佣者阶层是最稳定的,其次是管理人员阶层,然后是体力劳动者阶层,再次是专业技术阶层,最不稳定的阶层是办事人员阶层。就流动过程中地位优势的维持、转化或获取之能力来讲,在不考虑自雇佣者阶层的情况下,最强的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其次是管理阶层,然后是办事人员阶层,而体力劳动者则处于极为劣势的相对位置。(刘精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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